第二千二百三十五章：求月票！！！求订阅！！！(第1/2 页)

李世民在私德上当然一塌糊涂,要知道,他差一点,就能达成暴君大满贯了!

他弑兄、囚父、纳嫂弟,就剩下杀子了!就算是杀子,也就差一点点就达成了,他的儿子李承乾,也造反了,经典复刻玄武门之变,但可惜,他老爹是老反贼了,自然不可能翻车。

李承乾被李世民给予厚望,在很早之前就着力培养,李世民居丧的时间,让李承乾来处理政务,在李世民出巡在外,也是李承乾来处理国家大事。一次,李承乾患病,从来不信佛家、道家的李世民,却请来了有名的道士,为

儿子祈福。等到李承乾痊愈,李世民还请了几千名出家人,修建了普光寺等寺庙。贞观七年,李承乾生病,李世民请来了天竺高僧,并特许其可以暂时不用读书。为了教育李承乾,李世民他还特意叮嘱于志宁等人,要多让太子了

解民间疾苦,如果太子做得不对的地方,要多加指点。总而言之,李世民在李承乾身上耗费了巨大的心血,倾注了真心,但反而得到了一个太子谋反的结果,这个结果让李世民无法接受。

(其实李世民也达成了杀子的成就,是太宗时期的齐王李?,这位就是纯纯的没数,李承乾造反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李世民的逼迫,算是悲剧,这位就不一样了,纯纯的来搞笑,被自己舅舅撺掇几句,就造反了......另

外这位不是皇后长孙氏的儿子,不是嫡子,所以李世民弄死他没半点犹豫,而且影响也不大,知道他的人很少)

不管李世民的私德怎么样,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历史评价!

明君,千古一帝。

李世民成为帝范也不能仅是纳谏和仁君,他有辉煌的文治武功成就做背书。对于帝王来说道德当然是重要的,首先是政治公德,其次是个人私德,如何理解它们对于帝王的评价影响。

我国德治理念早在西周就出现了。《周书》:“文王克明德慎罚,不敢侮鳏寡,庸庸,??,威威,显民,用肇造我区夏。”(文王有很好的君德,慎于苛罚,对孤寡都礼敬有加,使得民众都愿意在他的统治之下。正因为如

此,我周人便取代了殷人的统治。)

“惟王其疾敬德,王其德之用,祈天永命。”(只有做国王的能继行崇尚德政,以德行事,才可以求得上天的福佑,保持王位的长久。)。

“佳敬德,亡攸违。”(只有崇尚德政,才可不致发生悖乱。)

后来,忠、信、卑、让、元、亨、利、贞等都被纳入了“德”的范围。如:“忠,德之正也;信,德之固也;卑,让,德之基也。”(《左转.文元年传》);“今我妇人而与于乱,固在下位,而有不仁,不可谓元;不靖国家,不

可谓亨;作而害身,不可谓利;弃位而狡,不可谓贞。有四德者,随而无咎,我皆无之,岂随也哉?”“德”的根本内涵在于“聿修德,永言配命”(《大雅.文王》)

“德”的概念是“君德”,是对于统治者的要求。天命只降临给有德之人,统治合法性以德取代了上天神灵的神圣性,这是一种跨越和冒险,它体现了周王朝的恢弘气魄。从此,为华夏民族开启了脱离鬼神和宗教的人治理念,并

持续发展。在《周书》中,出现有“天不可信”;在《大雅?大明》中,出现有“天难忱斯,不易维王。”(真的只有我的王室的统治能够垂久吗?上天的这种旨意很难可靠啊。);在《诗经》中,出现有“吴天不惠,降此大

戾。”(吴天没有恩惠,降下如此大罪。),“浩浩昊天,不骏其德。”(浩荡的昊天,不常保它的恩德。)等等。

进一步倡导“仁治”,并发明出“天道”概念称量君德。“民弃其上,不亡何待?”(《左转》),“上失其民,作则不济,求则不获,其何以能乐?”(《国语?周语下》)。进而,“夫君国者,将民之与处;民实矣,君安得肥?

且夫私欲弘多,则德义鲜少;德义不行,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。”(《国语.楚语上》)则将满足民众,减少君王的私欲纳入到了“君德”的范畴。这些讨论,建立了一种民众对于国与君的否定关系。亦即??执政的合理性的缺失

可以构成对于执政的合法性的质疑的合法依据。这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的基本范式。用执政合理性维持巩固执政合法性,说白了,德治也是一种功利哲学或者说统治工具理论,它的任务目标是利于统治。

此前的夏朝的“天命论”,奴隶们再被压榨再惨不忍睹,也不可以反抗夏朝,否则就是反抗天!商朝的“神鬼论”,一切都是鬼神的意志,奴隶主是遵从鬼神意志,鬼神既背书了合法性,也赋予了执法权,也剥夺了反抗权,因为

你不可以反抗鬼神。商鞅变法法家的摒弃善政德政论,认为善政会导致奸民,因此摒弃一切善政,要烧毁儒家诗书,用严酷法令治国,用立功、法律来管理国家社会。

因此,道德对于统治,不是必需品,而是辅助品。

德治理论当然是一种进步,是统治者成功的好途径,但要分清主次,谁是成绩谁是途径。衡量标准应该是以成绩,而不是以途径为标准。赵构再有德治措施,成吉思汗再凶暴,赵构也无法获得高于成吉思汗的评价。因此,对

于帝王,衡量不能用道德为标准,应以功业为标准。

这是古代政治,现代政治更是如此。

更加没底线,更加赤裸裸!

没办法,西方政治观念中,道德本身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