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回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(第1/2 页)
话说有一回，汤知县因为用枷把一个卖牛肉的老师傅给枷死了，这可捅了大篓子了。
好多回族乡亲气坏了，就聚起来把县衙围了个水泄不通，嘴里还嚷嚷着一定要把张静斋揪出来打死。
这可把汤知县给吓得不轻，后来仔细一查，才知道是衙门里的小吏走漏了风声。
汤知县心想：“我再怎么不济也是一县之长，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？但要是他们冲进来，看见张静斋，那麻烦可就大了！
现在的当务之急得先把张世兄给弄出去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”
于是赶紧叫来几个心腹衙役商量。
好在县衙后院紧挨着北城，这几个衙役就偷偷溜到城外，用绳子把张静斋和范进从城墙上吊了出去。
紧接着这两人就换上了蓝布衣裳，戴着草帽，脚蹬草鞋，慌慌张张地找小路，就如同丧家犬、漏网鱼一样，连夜往省城里逃去。
这边学官和典史出来安抚百姓，说了不少好话，那些回族乡亲才渐渐散去。
打了个哈欠的功夫，汤知县就已经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写成了报告，然后呈给了按察司。
紧接着，按察司就公文把汤知县叫去问话。
汤知县见到按察司，就赶紧摘下官帽，一个劲儿的磕头。
按察司说：“说起来，汤老爷你这事办得太莽撞了，你把人枷起来打几下就算了，干嘛还要把牛肉堆在枷上？这成什么规矩！
不过这种闹事的风气也不能纵容，我这边得抓几个带头的严办，你先回衙门办事吧，以后做事可得多掂量掂量，别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。”
汤知县又磕头说：“这是卑职的错，多亏大老爷保全，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！
以后我一定知错就改，等大老爷审清楚了，求您把那几个带头的回我们县里处置，给卑职留点面子。”
按察司答应了。
汤知县千恩万谢地回到高要县。
过了一阵子，真把五个带头的回族乡亲判成“奸民挟制官府”
，按照律法判了枷刑，然后回县里。
汤知县接到公文，就立刻挂牌。
第二天早上，大摇大摆升堂，把这几个人处置了。
这时汤知县正要退堂，却有两个人跑进来喊冤。
这两人一个叫王小二，是贡生严大位（严贡生）的邻居。
去年三月，严贡生家刚买的小猪跑到王小二家，王小二就赶紧把小猪给送了回去。
可严贡生却说猪跑到别人家再拿回来不吉利，硬逼着王小二出了八钱银子把猪买走。
但这猪在王家养到了一百多斤，一不小心又跑到了严家，可严贡生却把猪给扣下了。
王小二的哥哥王大去要猪，严贡生却理直气壮的说猪本来就是他的，还说：“想要猪，就按市价给钱来领！”
王大手里没钱，就上前跟严贡生理论了几句，结果被严贡生的几个儿子拿着门闩、擀面杖打得半死，腿都打折了，现在只能躺在床上养伤，所以王小二才来到衙门喊冤。
汤知县先把王小二晾在了一边，又问另一个人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这人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，说：“小人叫黄梦统，住在乡下。
去年九月来交赋税，但是钱不够，于是就托人向严乡绅借了二十两银子，约定每月三分利息，还写了借条送到严府，但小人实际上没拿到钱。
后来在街上碰到个亲戚，说能借我点钱应急，还劝我别借严家的。
我交完赋税就跟亲戚回家了。
这都过去大半年了，我想去严府拿回借条，可严乡绅却找我要这几个月的利息。
我说没借到钱哪来的利息？严乡绅说我当时该拿回借条，好让他把钱借给别人生利，就因为我没拿走借条，他这二十两银子放着不能用，误了大半年的利息，他说该我出。
我自认理亏，就想请中间人说和，还打算买些酒肉上门赔礼取借条，可严乡绅就是不答应，还派人把我的驴、米和麻袋都抢走了，借条也不给我，求大老爷为我做主啊！”
汤知县听完就生气地说：“一个当贡生的，怎么说也是有头有脸的读书人，不在乡里行善积德，净干这些坑蒙拐骗的勾当，真是太不像话了！”
于是就把两张状子都受理了，让原告在外面等着。
很快就有人把这事告诉了严贡生，严贡生一听就慌了神，心想：“这两件事都是实打实的，要是真审起来，我这脸可就丢尽了！
我还是赶紧跑路吧！”
于是他就收拾行李，脚底抹油，急匆匆地逃往省城去了。
汤知县批准了状子，就派衙役去严家抓人。
等衙役到了严家，却现惹事的严贡生早就跑路了，衙役没办法，就只能去找严贡生的弟弟严致和。
严致和是个监生，家里有十多万两银子，是个有钱人。
严致和一听衙役说了这事，心里慌的不行，因为他这人打小就胆小，又怕惹麻烦，加上现在哥哥不在家，他也不敢怠慢了衙役，就赶紧好酒好肉的招待，还拿出两千钱把衙役给打走了。
之后，严致和就急忙让仆人去请两位舅爷前来商量对策。
他的这两位舅爷都姓王，一个叫王德，是府学的廪膳生员；另一个叫王仁，是县学的廪膳生员，两人都在很热门的学馆教书，而且名气不小。
在接到妹夫的邀请后，两人就一起来了。
严致和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就问：“现在官府的传票都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”
王仁笑着说：“你哥平时不是总说和汤知县关系好吗，怎么遇到这点小事就吓跑了？”
严致和苦着脸说：“这说起来话长啊！
关键是我哥现在跑了，衙役却在我这儿闹着要人，我总不能扔下家里的事，出去找他吧？再说了，就算找到他也不肯回来啊。”
王仁说：“你们就各家管各家的事吧，这事本来也和你没关系。”
王德却摇头说：“你不懂，那些衙役看你家里有点钱，就专挑软柿子捏。
这要是不管，他们肯定闹得更凶。
我倒有个‘釜底抽薪’的好办法，咱们先找个人去把告状的安抚好，然后让大家写个撤诉的文书，这事就能了结了，这估计也不是什么大事。”
王仁接着说：“不用另外找人了，我们兄弟俩去把王小二和黄梦统找来，跟他们好好说说，把猪还给王家，再给他们赔点钱好治打伤的腿；黄家的借条找出来还给他，这不就没事了吗？”
可是严致和叹气说：“舅爷说的在理，可是我嫂子却是个糊涂人，几个侄子又像恶狼一样，根本不听劝，他们又怎么肯把猪和借条交出来呢？”
王德说：“妹丈，事到如今也没办法了，要是你嫂子和侄子不听话，你就自认倒霉吧，再掏点钱赔给王家当猪钱；黄家的借条，我们写个证明给他们，就说借条找到了，如今已经作废，这样事情才能平息，你也能耳根清净。”
他们商量好后，就按计划办事情，等一切都处理妥当后。
严致和就计算了一下，前前后后在衙门打点，再加上各种花销，一共花了十几两银子，这场官司总算了结了。
过了几天，严致和摆了一桌酒席，想请两位舅爷来吃席，以此表示一下感谢。
可这两位秀才，却故意拿架子，一开始在学馆里不肯来。
严致和没办法，就让仆人去说：“奶奶最近身体不舒服，今天一是请你们吃酒，二是奶奶想和舅爷们聊聊天。”
两位舅爷一听这话，才慢悠悠地来了。
严致和赶紧把他们迎进客厅，喝过茶后，就让仆人进去通报。
随即丫鬟就出来请二位舅爷去内室。
他们一进房间，就看见严致和的妹妹王氏，脸色蜡黄，瘦得不成样子，连走路都不稳当，还在那里自己动手装瓜子、剥栗子，准备下酒菜。
看见哥哥进来，赶紧起身拜见。
奶妈抱着严致和小妾生的小儿子，这孩子才三岁，戴着银项圈，穿着红衣服，也过来叫舅舅。
两位舅爷喝了茶，一个丫鬟过来说：“赵新娘（小妾）过来拜见舅爷。”
两人连忙推辞：“不用客气！”
坐下后，大家说了些家长里短的话，又问了问严致和妹妹的病情，都说：“就是身子太虚，得多吃补药。”
说完，前厅的酒席也准备好了，众人便到前厅入席。
闲聊的时候，又说起了严贡生的事。
王仁笑着问王德：“大哥，我一直不明白，就凭老大（严贡生）那点学问，怎么能当上廪膳生员的？”
王德撇撇嘴说：“这都是三十年前的事了。
那时候的学政都是御史出身，本来就是小吏提拔上来的，哪懂什么文章好坏！”
王仁又说：“老大现在更是离谱，我们好歹是亲戚，一年总要请他好几次，可从没见他请我们吃过一顿饭。
也就前年他当了贡生，立旗杆的时候，在他家吃过一顿酒席。”
王德皱着眉头说：“那次我没去！
那时他刚当上贡生，就到处拉人出贺礼，就连总甲、地方官都被他逼着凑份子钱，县里那些衙役就更不用说了。
他靠这事弄了一两百吊钱，结果还欠着厨子钱、屠户钱，到现在都不还，每隔两个月人家就来家里闹，你说这像什么话！”
严致和也无奈地说：“我都不好意思说。
不瞒二位舅爷，我家虽说还有几亩薄田，我们夫妻四口在家过日子，平时连一斤猪肉都舍不得买。
小儿子想吃肉了，就去熟食店花四个小钱买点哄他。
可我哥呢，一点田地都没有，家里人口又多，每过三天就要买五斤肉，还非得煮得稀烂；上顿刚吃完，下顿就去门口赊鱼。
当初分家的时候，我们田地都是一样多，他就这么把家业全败光了。
现在居然偷偷把家里的花梨木椅子从后门搬出去，换肉馅包子吃，你说这可怎么办！”
两位舅爷听了也是哈哈大笑，笑完说：“别净说这些烦心事，都耽误我们喝酒了，赶紧拿骰子来！”
说着就把骰子递给大舅爷，说要行“状元令”
喝酒。
结果喝酒玩游戏的时候，两位舅爷好几次掷出“状元”
，喝了几十杯酒。
奇怪的是，那骰子就好像故意和严致和作对一样，他一次“状元”
都没中。
两位舅爷拍手大笑。
这酒一直喝到四更天，他们才跌跌撞撞地被人扶着回家去了。
从这之后，严致和妻子王氏的病就越来越重了。
每天都要请四五个医生来瞧病开药，用的都是人参、附子这些贵重药材，可是一点效果都没有。
王氏躺在床上起不来，严致和小妾赵氏就在旁边伺候汤药，照顾得特别周到。
赵氏看王氏病得厉害，夜里就抱着孩子坐在床脚边哭，哭了好几回。
有天夜里，赵氏哭着说：“我只求菩萨把我带走，保佑大娘的病能好起来。”
王氏说：“你别犯傻，每个人的寿命都是定好的，谁又能替谁啊？”
赵氏接着说：“不是这么个理，我死了没什么大不了，但大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老爷肯定得再娶个正房。
如今老爷四十多岁了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要是再来个后娘，各疼各的孩子。
老话说‘晚娘的拳头，云里的日头’，这孩子怕是养不大，我横竖也活不长了，还不如早点替了大娘，说不定还能保住孩子的命！”
王氏听了，也没接她的话。
从那以后，赵氏就天天含着眼泪，煎药熬粥，一步都不离开王氏。
一天晚上，赵氏出去了一会儿没回来。
王氏就问丫鬟：“赵家的去哪了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