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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这天起，杜湘东结束了对许文革的监视。相应于法律上的结案，他在心里也替许文革结了案——但却无法一了百了。十几年的惯性还在，他仍会留意许文革的动向。而作为一名风头正劲的“商界新贵”，许文革就算想藏也藏不住：许文革的公司与第六机械厂正式合资挂牌；许文革的新工厂一经投产就打开了销路，并计划进一步扩大规模；我市正在摸索老旧企业改革新机制，以原第六机械厂为例，大批下岗工人经过培训再度返厂，共创人生的第二次辉煌；中国企业家涉足慈善，资助工厂困难职工子弟上大学……最令人意外的一条是从娱乐新闻里看到的，狗仔队拍到一个二线女演员在酒店“夜会富商”，很快又有网友“人肉”出了那个进房之前“先往嘴里喷了半瓶神油”的老男人正是许文革。
许文革也开始找乐子了，还是用他那种身份的人的典型方式找乐子。刚学会用单位淘汰下来的“586”电脑上网的杜湘东稍微有点儿不适应，随之而来的却是轻松与坦然：一头扎进凡俗热闹的生活，这说明那桩案件及其引发的后果已经在许文革心里杳然消散。引用一句过时的套话，许文革学会了“和往事干杯”。
这也是杜湘东致力达到的目标。他回到单位，继续上班，干的还是检查包裹的活儿。在有条不紊的重复劳动中，他实践了那些更加过时的套话，比如“螺丝钉精神”什么的，但却不是“放在哪里哪里亮”，而是只要焊上了就义无反顾地生锈。刘芬芳的冷饮摊却不开了。自从大出血过一次，她变得既怕冷又怕风，焐在暖气边儿上还得罩件大棉袄，更别提在屋外一坐一天了。好在对于下岗职工的政策又有变化，政府强制原食品公司的上级机关补交了社保，不光看病能报销，每月还给发放一些生活费。刘芬芳也闲不住，自学了打毛线，每天拢在被子里操持着两根棒针上下翻飞。这些年，人们对“牌子货”的成衣渐渐厌倦了，她的家庭手工业产品居然能卖个不错的价钱，又联系了一个开服装店的旧同事替她代销，也是一笔固定的进项。身为穷人，他们的日子倒也能过，甚而还有余力慢慢偿还外债。反正借的是亲戚的钱，有个态度就行。
还有一个不知能否算是“可喜”的变化，也和态度有关。或许因为气血虚弱，或许是被漫长的卧床磨软了性子，刘芬芳丧失了对杜湘东进行抱怨的热情和斗志，却找回了早就丢到爪哇国里去的多愁善感。她现在特别爱看日本和韩国电视剧，经常边看边哭，并且还会把那些悲戚的柔情推而广之，施加在杜湘东身上。有时候，当杜湘东下班回家先给刘芬芳冲一杯红糖水，或者周末搀着她出门去晒晒太阳时，她的眼泪就下来了。一边抹眼泪儿，她还会感激杜湘东的体贴，还会絮絮叨叨地为自己“亏欠了”他而致歉，进而还会在电视剧那莫名其妙的台词风格的催化下，说出像当年一样抽象的话来：“有了今天，昨天和明天都是无所谓的。”
转变之大，几乎让杜湘东有点儿错乱。刚开始，他的回答是：“你可别吓唬我。”
后来也顺着她说：“每个昨天和明天都是今天。”
于是，无数个昨天和明天都被今天覆盖，一晃又是五年。对于杜湘东而言，这五年的时间感受和前一个、前两个五年又有不同。不能说它慢，也不能说它快；不能说它空，也不能说它满。总之，带着某种尘埃落定的踏实，世事就从眼前滑过去了。钱越来越不经花，上网也不用接电话线了，空气差得必须得在屋里摆个净化器，连猪肉和牛奶都有毒了，奥运场馆竣工在即专等着万国来贺……大多数事情好像既与他有关，又与他无关。有兴致，跟着人家高兴或者担忧一下；没兴致，那些高兴和担忧也就成了无的放矢。而说到对杜湘东的生活构成决定性影响的变化，似乎只有一个，就是看守所迎来了搬迁。
搬迁之前，消息已经传得满天飞。直到那年入冬，命令才正式下来：在离城区更远的山沟里，已经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新看守所，老所全体员工和在押人员限期完成转移。听说这个大手笔的举动，是为了给一个“经济开发区”的规划扫除障碍，也像所有有幸被“规划”的城市边缘地带一样，附近几个村子早就上演了无数场悲喜大戏，有人发横财，有人喝农药，最后连坟都被推了个干净。而看守所是公家单位，更是连讨价还价的资格都没有，不过也算沾到了山乡巨变的好处——分房的承诺终于兑现，新所配套了一栋塔楼宿舍，员工人人有份儿。杜湘东也分到了一套客厅朝北的小两居。
当全所上下都在兴致勃勃地搬家时，他和刘芬芳却拖延了下来。新所按部就班地投入使用，但老所这边还有一些未竟事务，比如一些设备正等着拆走，仓库里的陈旧器材还可以卖些钱，以及按照旧地址寄来的公函和信件仍需要查收。所里派了一个管后勤的副主任带领几名闲人留下来料理，其中就有杜湘东。而等这轮善后也结束了，领导又觉得既然拆迁队还没进驻，彻底甩手也不是个事儿，于是动员那几个还没搬家的职工，看谁愿意发扬风格，替所里把把门儿，站好最后一班岗。
杜湘东报了名：“我留下得了。”
那位副主任有点儿不好意思：“别、别，这摊事儿我负责，该我留下。”
杜湘东便解释：“新楼味儿大，我老婆身体又不好，怕熏着她。”
这个理由也说得通。上面再一盘算，搬迁以后工作更忙，人手本就不足，留下的理应是个无关紧要的角色，那就非杜湘东莫属了。于是，他成了这座看守所里最后一位，也是唯一一位警察。他每天的任务就是沿着旧所围墙溜达一圈儿，再给新所打电话报个平安，如果犯懒，窝在家里不出来也没人管。到了晚上，家属院里四下漆黑，寂静得连猫狗都仿佛响应政策搬了家，只有他和刘芬芳的屋里一灯如豆，又像被墨水浸透的纸上破了个洞。在这种环境里，俩人便生出了与世隔绝的心态，不过倒也安然。
杜湘东觉得好笑：当年一门心思离开的是他，如今赖着不走的也是他。在这座行将废弃的看守所里，他究竟想要纪念什么、缅怀什么？而再过不长的一段时间，当那圈高耸的围墙在爆破声中轰然倒塌时，也就意味着一段旧的故事终于讲完了吧。这个故事他已经看到了尽头，就像电视剧的最后一集，虽然不能错过，但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早已陷入了疲沓。
然而杜湘东想错了。故事当然要讲完，却不是他默认的结局。
他也没想到，还会有人造访这座只剩了个空壳的看守所，并且都是冲他来的。
第一位访客是刘秋谷。那时冬天还没过去，杜湘东早上从家属院出来，刚绕过半圈围墙，便见看守所正门外停着一辆奔驰车。司机还是被他小小地教训过的那位，此刻正望着挡风玻璃外的空旷景色一脸茫然。杜湘东并未立刻过去，而是驻足远远观望了一会儿。就见车门打开，只下来了一个刘秋谷，一瘸一拐地向他走来。
几年过去，这小瘸子似乎终于长成了个大人，一脑袋黄毛变回了黑色，下巴上布满了胡茬。靠近杜湘东，他点了下头：“许哥让我给您带个信儿。”
杜湘东看到刘秋谷的胳膊上戴着黑箍，心里明白了大半。
刘秋谷完成任务似的把话说完：“崔阿姨去世了。二度中风，请了最好的专家做手术，还是没救回来。走时没受罪，昏迷了两天就没再醒。”然后他又说了姚斌彬他妈近年的状况。自从住进养老院，崔丽珍的老年痴呆越来越严重，很快就不认识人了。许文革去看她，她会笑眯眯地问：“你是谁？”于是总得从头讲起。再到后来，就算磨破嘴皮子，崔丽珍也想不起许文革了。不仅如此，哪怕是许文革在医生的建议下故意提起姚斌彬，她也只是说：“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呀？”这意味着她不再记得自己有过一个儿子，因而也就忘却了丧子之痛。说到这里，刘秋谷转述了许文革的评价：“许哥说，这也是件好事。”
杜湘东心里闷然一痛，回答说：“知道了。”
刘秋谷又说：“明天崔阿姨下葬，许哥问您去不去。”
杜湘东发了会儿愣，半晌才说：“难得他有心，还是算了。”
刘秋谷便又点了下头，转头往奔驰车走去。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了两步，他突然又转头说：“北京水太深，买卖不好做，也许过段日子我们就要去外地了。”
对于刘秋谷透露的这个信息，杜湘东联想到的是“商人的本性”。厂子已经开了很久，钱想必也没少挣，没准儿许文革现在又嫌北京地租贵、管得严了。也或许他本人对六机厂仍有感情，但公司不是他一个人的，如果背后的那些股东强烈敦促他去再当一把拓荒牛，恐怕也没法拒绝。而既然姚斌彬他妈已经去世，北京这地方对许文革而言，也就再没念想了。这样想着，杜湘东便对刘秋谷说：“告诉许文革，甭管到哪儿去，都别再犯法。”
刘秋谷把眼一横，似乎还想说些什么，但终于还是默默走了。等奔驰车开出视线，杜湘东便进了看守所。他到办公室找了一只搪瓷脸盆和一沓旧报纸，又折回到空荡荡的操场上，把报纸撕成纸钱的形状，放进脸盆里点燃。许文革想必会为姚斌彬他妈举行一场足够体面的葬礼，但对于逝者而言，也许倒是这种潦草的祭奠方式更衬她的心意。风从四面八方卷过来，吹得纸灰和火星遍地飞扬。杜湘东拍打着身上，仰头望望苍穹，叹了口气。
这事过去，转眼就过年了。杜湘东去和同事们开过联谊会，又用带篷三蹦子拉着刘芬芳进城串了两趟亲戚，仍回旧所待命。刚开春，第二位访客就来了。
又是绕墙而走时遇上的，又是在铁门外停了一辆黝黑的奔驰车。杜湘东还以为刘秋谷又来了，再一打量，才发现这辆车比许文革的那辆更新，号牌也不一样。身为一个留守荒野的闲人，却总要接待光鲜堂皇的来客，他不禁有点儿错乱。而车门打开，下来的人他也见过，是当初替许文革辩护的那位律师。这人还穿着西装拎着皮包，气度却变得大大咧咧，见了杜湘东不再称呼“杜管教”，而是自来熟地打招呼：“好久不见呀，老杜。”
杜湘东问：“许文革让你来的？”
律师却不接这茬儿，转而撒娇似的抱怨起来：“我先去了你们那个新单位，找你找不着，这才又奔了回来。这破地方不是早就说要拆了吗？怎么还没动工？你也真够老实的，开发区的管委会又不给你发工资，你替他们站什么岗呀。”
杜湘东又重复：“是不是许文革让你来的？”
看到他僵着脸，律师便讳莫如深地笑了：“那倒不是，不过也跟许文革有关。”
这么说着，律师回头瞥了奔驰车一眼，拉着杜湘东往墙根底下走去。而车上的司机也相当识趣，不仅关紧车门摇上车窗，还播放起了震耳欲聋的劲爆舞曲。这就让杜湘东摸不着头脑了，他跟随对方站住，又道：“有什么事儿直说，甭跟这儿装神弄鬼。”
“那就明人不说暗话。”律师嘴上这么说，眼珠子却仍然四下滴溜乱转，好像怀疑围墙背后藏着个人似的，“听说前几年，您查过许文革？”
“早就停了。”
“有没有查到什么？”
“没发现纰漏。”
“究竟是没纰漏，还是有纰漏但您没发现？究竟是没发现，还是您发现了但却无法坐实？究竟是没坐实，还是坐实了又被人保下来了？这里面的区别大了。”
面对律师绕口令似的质疑，杜湘东更加生疑了：“你到底什么意思？”
“您还没听明白？我也在查许文革。”
“你不是许文革的律师吗？”
“那是过去。”律师脸上再度绽放了职业化的微笑，“您也明白，干我们这行的跟你们警察可不一样。你们是国家机器，只有国家这么一个主子，我们呢，得随时随地各为其主。尤其像我这种按小时收费的，上一个小时和下一个小时的服务对象都有可能换人。以前是许文革雇了我，我得把他捞出来，现在是想查许文革的人雇了我，我又得琢磨着把他送进去——据我所知，这也是您一直想干的事儿。您不是动用过私人关系，从经侦和刑侦的渠道都调查过许文革吗？现在我想要的，就是您掌握的那些资料。”
听着对方的话，杜湘东面无表情，眼神却冷了。他引用了当初刑警同学给自己的答复：“要真能查到什么，我们早动手了，也轮不到你。”
律师却仍锲而不舍：“这您又不懂了。警察取证，都是从刑事的角度出发，民事方面的问题全都忽略不计，而同样的资料到了我们手里，只要操作合理，照样能让许文革吃官司……当然啦，让您白辛苦也不合适，既然我的工作是商业行为，那么也得遵守商业原则。您看这样行不行，那些资料算是您卖给我的，报价嘛……”
这么说时，律师的神色还是理直气壮的，甚而带着几分恩赐的意味。但正当他要说到自以为最关键、最有底气的那个环节时，杜湘东就让他闭了嘴。一只手挟着风声向律师逼近，眼看就要掐住他的喉咙了，但却随即一变，换成了一根手指顶在他的鼻子上。律师吓了一跳，往后退了两步，杜湘东便用手指“点”着那人，一字一顿道：“刚才的话我要是录下来，进去的就是你了。”
说完，杜湘东把对方晾在原地，转身就走。脚步飞快，进了家属院，他才突然站定。这时他又想起了刘秋谷说过的那句话——敢情话里还有好多话。许文革得罪了什么人吗？还是他发财的同时挡了别人的财路？自从看守所搬迁，家属院的网线就被电信公司掐断了，因此这些日子里，杜湘东没再查阅过关于许文革的信息。而这天，他便把带篷三蹦子从楼道口里推了出来，突突乱响地开出几公里，终于找到一家没有营业执照的黑网吧。输入几个关键词，若干条新闻便以时间顺序罗列了出来。半年多前还尽是好消息，许文革的公司仍然生意兴隆，六机厂还新上了两条生产线；而这几个月来，就渐渐让人看不懂了，一边是厂子继续签合同接订单，另一边却是财经媒体爆出他资金链紧张、频繁受到“专项整顿”。最大的一条新闻，是厂里的工人也闹起了事，却不是针对厂方，而是冲击了区里的规划部门。因为影响恶劣，政府出动了防暴警察，最后许文革代表厂方做检讨、写保证，承诺此类事件绝不再发生。但至于工人为什么闹，新闻里又只字不提，只说大部分群众“情绪稳定”。
即使是一个生意场上的门外汉，杜湘东也能看出许文革的公司处于困境，甚至可以说是风雨飘摇。但了解了这个情况后，杜湘东便又开着带篷三蹦子突突乱响地回了家。刘芬芳还等着他熬腊八粥呢。他一度考虑过，要不要把律师找过自己的事儿透露给许文革，不过再一想，还是算了。许文革不是他的仇人，可也绝称不上他的朋友，习惯了与世隔绝之后，他最不想接触的人其实就是许文革。况且在许文革那个层面的纠纷与倾轧之中，他这个穷人、废物、看大门的老警察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？掂清自己的分量吧。
然而杜湘东迎来的第三位访客，恰恰就是许文革。
当时已经是夏天了，滞留的日子即将结束。外面的人来过好几批，有政府的头头脑脑，有拆迁公司的，还有接手这块地皮的开发商。领导勉励杜湘东“再坚持一下”，而围墙上也的确写满了巨大的“拆”字。那么他也得计划着搬家了，杜湘东把零碎物件都装进了蛇皮袋，还到河北的家具市场订购了衣柜和餐桌。乔迁新居，怎么也得置办两样新东西。这天他又想起，登记处还扔着几个纸箱，正好可以收衣服，于是开了大门去取。
满头是灰地出来，迎面就碰上了一个人。杜湘东定睛看了两眼，这才反应过来是许文革。才几年工夫，许文革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，两眼深抠，颧骨突兀，一头短发几乎全是白的，如同大夏天落满了雪。相形之下，杜湘东反倒像个有钱人的模样了。为了给刘芬芳补身体，他没少变着花样给她弄吃的，刘芬芳吃不下只能自己吃，生生就把他塞圆了、塞鼓了。那沓纸壳子被他抱在怀里，又像摞在了他的肚子上。更让杜湘东诧异的，是许文革这次来，奔驰车也没跟着，铁门外停的是一辆蓝黄相间的出租车。
看到杜湘东愣着，许文革叫了一声：“杜管教。”
杜湘东瘪了瘪嘴，蹦出一句：“你来干吗？”
“跟您告个别。”
“要走？”
“要走。”
“什么时候？”